公共生活不是生来就有，需要更多人的创造和参与
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似乎总存在着一种美与丑的对立。
乡村代表着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而城市却走到了乡村的反面：上班族的焦虑、消费文化的横行、人情淡漠的原子化社会……城市像是变成了一座已无法撼动的大山，每一个来来往往的城市居民都无法撼动它的走向。
然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逆流而上？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能成为城市空间的建设者？前段时间编辑部转发了一篇推文《一家中国公共空间的转型之路》，在“ 706 青年空间”我们看到了一种连接更多人群、创造公共生活的可能。作为「青年栖居地图」系列的一部分，本期播客我们邀请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宗城，他既是 706 的参与者、建设者，同时又保持着审视的视角记录这所公共空间近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
为什么一座城市需要更多公共空间的落地，它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是什么？在让理想化的想象落地途中，会经历怎样的困难与挑战？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每个公共空间参与者的民主热情？这是我们在本期播客里与宗城重点探讨的话题。
诚然，公共空间并不是一座有距离感的地标。它就像城市的“名片”，无形之中反映着一座城市的底色，从侧面揭示这座城市的住客过着怎样的生活，又该如何去想象生活。
为什么我们需要记录
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
在人与人的相处呈孤岛化模式发展的今天，城市公共空间是打破阶层固化的一个虫洞，不同的人通过公共空间能够聚拢到一起。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城市的一代。我的家乡是广东湛江，它是粤西地区的一个小城市，而我的求学经历就是从小城市到了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但又会与大都市的本本地人在看待城市的眼光方面，保持着一些差异的视角。可能很多像我一样来北京、上海求学工作的人，都会和我有过同样的感受，在大城市中，你始终会有一种“异乡人”的身份，虽然在这里生活，但是却清楚地感受到这里并不是自己的家。
在我阅读当代文学的书籍时，也经常会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很多作家喜欢美化乡村，但是喜欢丑化城市，把乡村描绘成田园牧歌的景象，却致力于发现城市的种种问题。我认为城市的种种问题其实只是城市的一面，但如果我们要对城市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可能也要去深入思考城市内部的更多方面，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假如在城乡二分法中，乡村那么美好，城市那么糟糕，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大部分人去涌向城市？所以我对公共空间最开始的兴趣是源于对城市的兴趣。
为什么公共空间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一是这些公共空间是打破城市阶层固化的虫洞，尤其是在当下人们之间的相处呈现孤岛化趋势的状态，公共空间就变成了一个连接的桥梁将不同的人们聚拢到一起。而公共空间不止是指青年空间，像是书店、城中村、图书馆等一些地方，都可以称作公共空间，它们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二是我们的公共生活并不是生来具有，而是需要去创造的。这里所说的公共生活并不是指一些像是商业广场一类的活动空间，而是人与人之间基于思考与交流所形成的强联系，它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公民广场。这样的公共生活是需要被创造的，它是或许与消费相关，但并不被消费所取决的一种关系。
稀缺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很多我们以为辉煌伟大的历史，在历史的原点其实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力。
我经常去不同的城市观察，发现在国内其他类似 706 的公共空间其实非常少见，较为相似的可能还有定海桥，广州的叁楼青年空间，上海的闲下来合作社等，但是它们彼此之间还是不同的空间组织。所以像是 706 这样的空间真的非常稀缺，而在这个时代，稀缺本是就是一种力量。
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在后来看似恢弘的东西，在最开始时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微弱的。比如曾经的《新青年》杂志，我们现在看到它，觉得这本杂志在当时一定很火爆，然而实际上《新青年》一开始诞生的时候，总订阅数只有几千人，哪怕到了 19 年最好的销量也不过一两万册。也就是说在后世的渲染中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新青年》杂志，其实从诞生开始乃至在前期创作的过程中，仅仅只影响了一小批人。所以许多我们以为辉煌伟大的历史，在历史的原点可能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力。
这也是我对当代稀缺事物感兴趣的原因，也许现在它的影响力是薄弱的，但只要它是稀缺的、具有意义的，我就想要记录下来，或许在未来就会成长为一棵大树，而我们需要保留一份一手资料供后人回看历史现场。作为参与者，我认为我们担负着这样的责任。
706的十年发展过程
706在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后，最终走向了去中心化的过程，也走向了一个高度松散化的氛围，没有了统筹一切的北京总部，反而生命力变得更加顽强。
706 空间的发展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2012 年草创到 2012 年 706 本部第一次关停，这属于 706 的萌芽期。706 是由 12 个北京的在校学生或社会青年一起发起的，其中有不少人是在位于五道口的清华北大就读。
早期的 706 有很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12 年中国还处于门户论坛比较兴盛，公共空间相对火热的一个阶段，比如在当时众人皆知的人人网以及微博最初的草根时期，所以 706 是诞生在那个时代气息中的。但 706 在 2012 年就遭遇过一次关停危机，原因就是 706 在早期是社会青年与学生基于爱好发起的产物，他们并没有长远的考虑到 706 的存续问题。当房东告知租期到期之后，就遇到了生存危机，当时解决这个生存危机的方式就是方荣等创始人发起了一个众筹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 706 得以存续的资金，这是 706 在2012 年时期的萌芽期。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我觉得是 706 的发展阶段，那几年 706 基本上在稳步发展，空间也从原来的 706 变成了位于五道口华清家园的一个大型loft。它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散，那段时间请了很多学者来这里办活动，也被很多知名媒体报道过，比如新华日报、中青报、纽约时报中文网等。所以706在当时的青年群体乃至知识分子群体里是存在一定影响力的，在当时的五道口乃至北京的文化场域，706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代表。这一阶段是706的发展阶段。
从 2017 年到 2020 年，我觉得姑且可以称作 706 本部的挫折阶段。2016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发布了一篇讨论706青年空间的特稿，标题是《北京青年玩儿自治，706青年空间的困局》。这篇特稿对彼时前景看好的706做了全景式描绘，其中两段写道：“在媒体的描述中，706这个“乌托邦”时刻面临着如何在理想和现实运营两者间取得平衡的困惑。曾经一味依靠创始人自掏腰包来支撑的706，因缺乏资金而在创办了半年多后就又被迫关门，后来通过众筹的方式获得12万左右的资金才得以重启。他们曾经也因为租房、噪音等问题被邻居举报，引来公安和工商的查问。而早在2013年，北京市出台的关于群租的条例，对租房人数和人均面积做出了严格规定，这也让他们有可能成为城市法规之下的灰色地带。”
群租房问题是706的阿喀琉斯之踵，所有曾在706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两年前，706曾经因为群租房险些被取缔，两年后，当北京难得出现蓝天白云时，706正在忍受失去本部一半空间的阵痛。
纽约时报的文章发表时，706正处于自己的鼎盛期。彼时，清华大学的宝忠和从大学肄业的方荣共同运营着706，来自五道口各高校的读书会、戏剧小组、音乐小组、文学沙龙在这家青年空间陆续孵化，纽约时报、中青报、新华网、博客天下等媒体纷纷前来报道，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青年空间热，甚至有投资人找到了方荣，706的估值一度达到数千万，不少人对青年空间的前景十分看好。
然而，仅仅一年以后，全国各地的青年空间纷纷倒闭或转型。如广州的叁楼青年空间，创始人在17年4月说：“叁楼被强行关停，没有理由，也没有手续，也无从申诉。”更多的青年空间，干脆消失于默默无闻处。706渐成孤岛。
投资人察觉到了706持续存在的一个巨大风险，那就是群租房问题，它几乎卡住了706的咽喉，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要爆炸。五道口的政策规定小区一个房间的住户不能超过2人，空间不能打隔断，但706的确在一段时间内违反了这个规定，发展了有隔断的四人间，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如方荣自己所说，706除了住宿造血保证支付房租等运营成本外，没有其他太多合适的造血渠道。可五道口的房租无比昂贵，只做两人间，会不可挽回地走向入不敷出，直到死亡。所以他说：“就这样，我们陷入了死循环，管理部门有道理，我们706也有说法，高房价不止毁掉了爱情和青年人的梦想，还毁掉了无数的公共空间。”
706自然意识到这个症结，方荣在一年前决定走合法化道路，哪怕背负短期内的巨大亏损。他主动拆除了本部的隔断，积极到派出所等单位走动，在华清嘉园外寻找房源，不过，隔断拆除了，706却依然是邻居的重点举报对象。扰民的问题从706成立之初就存在着，2015年夏天，因为扰民和房租合同临近到期，706险些面临关闭。前住客袁满回忆：“那时候，邻居无法忍受一群人深夜在天台上喝酒聊天唱歌，接连几个投诉电话打到派出所。公安系统的回执流程要求小区保安前往确认并解决纠纷，一来二去，激怒了邻居和保安，加之当时房租合同刚好临到期，房东不愿再续租给“这群麻烦的年轻人”。”
为了保全706，改善友邻关系，方荣与朋友串联起华清嘉园的文娱活动，给邻居送礼物。一来二去，他和不少民警、居民混了脸熟。但仍然有邻居视706如水火，他们的住址因为离706太近，常常被误认为是706，迫不得已，他们在大门口贴上了警告，大大的红字写着：“这里不是该死的青年空间！这里不是该死的青年空间！这里不是该死的青年空间！”
所以实际上从 2017 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独立公共空间的挫败期，706 也卷入其中，加上从 2017 年开始整个经济就面临着不景气的现象，到了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达到一个高潮点，706 北京本部也是在 2020 年 3 月关停的。但是在这之后 706 并没有终止，而是在本部关停后换了一种路线，走向了去中心化的阶段。
在 2020 年 3 月之前，706 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北京本部，但是在本部关门了之后，706 又走向了一种更加部落化、卫星化的趋势。在上海、广州、杭州、大理、成都、泉州乃至国外的巴黎、美国湾区都有它的据点，但这些据点都不再像 706 北京本部有一个大型 loft。他们很多是改造的自己的生活居住地变成一个小型公共空间，或者把合租房变成了一个小型实验室，还有的是找到像城市客厅这样专门用来举办活动场所。
706 在经历了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过程后，也走向了一个高度松散化的氛围，它没有了统筹一切的北京总部，反而生命力变得更加顽强，因为就算其中一个分部关门了，其他分部也依然存在，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 706 就变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增值繁衍的过程，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个空间的流失而无法延续。如果这个形式真的成功了，说不定也能为其他不同空间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经验。
我们都说青年空间可能是一个偏理想主义的产物，但理想主义想要落地免不了要和钱算账。公共空间的运作其实不缺少有才华的人，但是缺少懂得算账的人。
我认为公共空间能否存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财政，二是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而这恰恰是 706 很少被详细描述的部分。
706 现在主要的财政模式是风险共担，所谓风险共担就是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共同来承担财政的风险。这样就不会再出现一个“中心人物”超越所有人的财政权力，每一笔大型支出，因为关系到共同体所有人的利益，需要经过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表决通过才能够进行。这样的好处就是至少在控制开支成本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不会再因为需要迁就本部进行一些非常盲目的支出，造成财政的流失。
除了风险共担的模式之外，上海的 706 分部还会成立一个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在平常是不会挪用的，主要是来应对一些突然需要的开支，或者成员集体表决通过之后的重要开支。这个基金的来源有一部分来自于一些活动收入或其他形式的收入，还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 706 生活实验室住客的租金。
另一方面，上海 706 会对财务有一个更加明细的管理。他们会核对每个月的财务支出，这种精确到每个月的收支成本的控制，对比早期的 706 显然是更加合理化的一种管理方式，所以这也是我对上海 706 的发展相对更有信心的原因。因为我们都说青年空间可能是一个偏理想主义的产物，但理想主义想要落地免不了要和钱算账，我觉得今天很多文人都羞于谈钱，但是你要做事就不得不跟钱去打交道，所以公共空间的运作其实不缺少有才华的人，但是缺少懂得算账的人。
民主性与主体意识
没有不承担责任的自由，没有不付出就能得到的民主。在这里每个人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成为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不是一个单纯只得到回馈的人。
生活实验室是原北京本部实践的一个相对成功的产物，是对传统的租房形式在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改进。首先在入住人的筛选上会邀请报名者填写一个表格，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表格，而是让报名者聊聊自己的兴趣点，想在这里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因为如果入住者自己没有参与公共空间建设的热情，其实住进去就和普通的合租房别无二致。所以生活实验室筛选租客，是希望把更有公共空间参与建设热情的人聚拢起来。
生活实验室的来源是 706 早期成立的「共治委员会」模式，通过这个模式希望 706 的成员可以更为民主的参与 706 的建设和生活。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需要共同协商的问题，就会将大家召集到一起共同商定措施，每项措施至少需要有三分之二的投票才能通过。所以 706 的生活实验室刚开始的时候就拥有非常明显的民主化参与色彩。这使得它不再等同一个传统的出租房，可能你在里面居住了很长时间都不认识自己的室友，也不想和邻居之间建立深层的联系，所以生活实验室是想要打破这样一种冷冰冰的共居关系。
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挫折。比如当生活的压力层层涌上来，大家对于民主化管理的新鲜感也消散了，没有那么多人有民主参与的激情时，这样的流程还能控制吗？所以这是生活实验室从草创开始到现在一直想要去克服的问题——我们怎样能让民主意识日常化？不只是把民主意识当做一个政治的猎奇景观，而是能够在日常中意识到我们是居住空间的主人。这个阶段其实有过一些失败的尝试，比如在五道口的时期，共治委员会最后变得很松散，因为一些前期特别有意愿参与的人离开了，所以生活实验室的民主进程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些搁置的。
但是前往上海之后，我们又探索了一些新的方式去弥补。比如轮值制度，管理者大家轮流担任，一定程度上能分担每个人的管理压力。其次我们会制定一些软性的指标，比如入住的时候至少能够担保一下，入住期间可以发起一两场活动，如果自己不能发起也可以邀请认识的人来发起活动，而邀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互动。在这种大家轮值和共同参与的过程中，能把民主参与的意识日常化，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实践经验，哪怕一开始很艰难，也得轮值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而不只是一两个人总揽所有事物。因为没有不承担责任的自由，没有不付出就能得到的民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就必须每个人承担一部分责任成为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不是一个单纯只得到回馈的人。
这种民主化的实践目的就是希望把每个人培养成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人。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值得反思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总喜欢依附于他人，或者依附于大的传统去生活。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总是按照过去成功者的经验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克服的，就是如何成为独立的人，真正的为自我负责。具体化到公共空间的建设中，我们不希望成员变成一个坐享其成的角色。
我想举一个文学史上很经典的事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讲到一个宗教大法官的故事，这个故事想阐释的问题其实也是面包与自由的关系。什么样的人会让渡自己的自由，往往是那种希望别人把面包喂到他嘴里，希望主人承担他一生的面包的人。换言之，很多人的生活也是遵循着相同的逻辑：你给予我福利，我让渡你自由。但哪怕我们意识到这个逻辑有一点点不对，就很难再遵循这个思路去生活。
有时候我们并不确定自己认可的事物，但却很清楚我们反对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对话的前提。
在缺乏很大资本的情况下，成员如何能够持续参与公共空间的建设？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基于一个共同价值的认可。这个价值不是指我们服从于某个相同的政治立场，而是说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底线。这个共同的底线不是以我们共同认可什么，而是以我们不认可什么为基准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并不确定自己认可的事物，但却很清楚我们反对什么，厌恶什么。比如在性别议题上，我们不会要求每个人的性别意识都能达到一个共同的维度，但至少有一个共同底线是认可男女平等。
这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对话的前提，哪怕彼此的政治立场不一样，也能够去一起去参与建设，因为在 706 乃至更多的公共空间中，政治光谱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有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左翼的、右翼的、激进的、保守的……没有人可以限制彼此的政治主张，但至少需要一个共同的底线才能托起这个东西。
在706北京总部，经常会有人调侃 “ 706 做得也不怎么样”，但为什么大家对它都很有情感？可能是因为它不会用基于阶级或者身份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你，而是通过相对平等的一种交流方式，我认为这也是持续激发人们民主参与热情的另一个重点。在传统的公共空间中，其实有很明显的上下级之分，比如听一个讲座，嘉宾跟观众的权力位置显然是不对等的；再比如一个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对等的。但在 706 这样的空间中，可能没有人在意你的学历或者你的工作、身份，这都不是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尺度。我们在意的是你能否参与公共空间建设，有多大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很多人对 706 具有深厚感情的原因是，它不只提供给你一个平台，而且它会给你营造一个共同体的感觉，这种共同体类似于你的第二个“家”。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大家都很孤独的大都市里，公共空间它搭建了可能性，让你能够在这里交到新朋友，与这些朋友形成了强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哪怕我明知道它没有什么大的资本，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物质上的好处，但我还是愿意尽自己可能去帮助这个空间的发展和成长，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宗城的推荐书目
《空间与政治》、《日常生活批判》/亨利·列斐伏尔
这两本书是从理论化与时间结合的视角，讲述城市空间与人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列斐伏尔的讲述里，政治不只是王侯将相所说的政治，它还包括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事情，比如与街道办打交道、纳税缴税，甚至参与公共活动，这些都是政治的一部分。人的政治生活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城市的公共空间所塑造的。列斐伏尔想要阐述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与这个城市的形态、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去关心我们城市的空间形态，因为它其实关系到了个体的生存意义。
《理论与实践》/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也是一个特别关注公共空间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结合了很多不同城市的街区改造案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公共空间。哈贝马斯也是经常强调公共空间所产生的意义，他所关注的更重要的是智实的层面。换言之哈贝马斯认为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乃至一个社会的启蒙程度，或者我们用一个更准确的词汇叫做“社会的观念水位”，其实是与公共空间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飙
这是我认为项飙老师最沉淀的一本书，是他曾在北京的浙江村深入观察后得到的许多东西，我觉得这本书的视角与讲述方式都非常有趣。